累计捐款近百亿元 他设立了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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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个捐了近百亿元的人

  我们听过太多在金钱的幻觉中迷失的故事了,但陈一丹的故事却仿佛是个例外:作为腾讯公司的5位创始人之一,他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——21年前,他和马化腾等5个年轻人合伙创业,不过6年,腾讯上市,他获得财富的速度只能用令人眩晕来形容,“就知道有个数字,会不断增长”。

  谁也没想到,在从科技创业的浪潮之巅下来之后,他接下来的人生会以这种方式打开:先是分期捐资20亿元人民币给民办的武汉学院;紧接着,捐赠25亿港元设立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——一丹奖:单笔奖金3000万港元,比诺贝尔奖金的3倍还多。他最新一笔关于教育的捐赠价值高达40亿港元。迄今,他已陆续捐出90多亿港元。

  谈到他,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,即使在美国,教育学者也没那么受重视——“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。”而一位中国富豪愿意为全世界的教育设置这样的大奖,让他有一种“早该有人这么做了”的感觉。

  在此之前,他从没听说过陈一丹这个名字。

  今年5月,在一次论坛上,美国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院长大卫·菲戈甚至有些激动,“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认可。因为您,一丹先生,您相信教育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”

  他在致辞时说,“我向您致敬。”

  过去几年,全球不少教育学者,都想见一下这个中国人。既有好奇,也有怀疑;几乎每一个被邀请担任这个奖评委的学者——都是国际顶尖的教育学者,也都要求和他见一面。他们想看看,要做这么一件事的,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国人?

  5月底的一天,我们目睹了一连串这样的见面。那是在芝加哥,陈一丹刚刚抵达这里,时差还没有倒过来,见面就已经开始了,先是芝加哥大学校长,然后是打着一条金色领带的詹姆斯·赫克曼——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。连坐了13个小时飞机后,尽管非常疲惫,但陈一丹的皮鞋锃亮,西装笔挺,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。

  第二天,见他的人更多了。一丹奖基金会和西北大学合办的那场教育论坛上,陈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。开始之前,大卫·菲戈召集了教育学院的15位教授和陈一丹见面,每个人轮流向这位中国来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。院长的重视其来有自——去年,一丹教育研究奖得主就出自他的学院。

  陈一丹身材瘦削,面容清矍。他48岁,但头发已经白了。他非常擅长一条一条地把事情说清楚,谈到设立这个国际大奖时,他的说法出乎意料地简单——“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,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教育。教育进步了,社会也就发展了。”他希望通过教育提升人类福祉。

  最初,没有人愿意轻易相信他,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真的玩笑——投身到这样一个宏大的事情,对一个学者来说,意味着赌上自己的声誉。程介明这样评价:愿意设这么一个奖,在中国这样的人不多,“或者有些后来变成笑话的也有。”

  程介明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,港大原副校长,之前没见过陈一丹,但最后选择相信了他——他不像一般的企业家,没有多余的客套,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,“他越是口才不好,我越觉得他不错。”

  稳定

  即使是陈一丹自己,似乎也很难说清楚他在哪个节点开始作出决定。从腾讯退休,他的人生站在一个分水岭上:在此之前,他主要是一个企业家;在此之后,他主要是一个慈善家,或许还会成为一个教育家。

  退休后,陈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学游学了半年。回忆起那段日子,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——不肯住豪华公寓,而是搬进学生宿舍,在室友的大音量音乐和臭袜子味道里,乐此不疲地选课。他关心食堂怎么样,图书馆怎么样。

  对于他当时的这个决定,外人感到惊讶。那正是腾讯高歌猛进的时候,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。没人想到,他会在这个时候退下来。但熟悉他的人并不吃惊,他已经铺垫了两年——还是在2011年,他就给腾讯总办的人写了邮件,表明退意。这符合陈一丹的风格,很稳,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。

  站在今天往回看,他的创业故事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之一。按照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剧本——但凡一个人,只要他干过互联网,就会知道很多这样的剧本——不用说,主人公往往都有一个动荡的传奇,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,充满冒险、起伏和野心。但陈一丹显得非常不同。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,大概会叫人感到失望:他是反戏剧的。

  不是没有挫折,腾讯和奇虎360的“3Q大战”曾让他陷入深刻的反思。但作为一个主人公,在他的故事里,很难发现那些戏剧性的撕裂和冲突。

  创业最紧张的时候,他形容,那时候身体很忙碌,“思想都是在跳,总是在跳、总是很激烈、很激烈”,但心很安。

  他退下来时,曾有人问,甘不甘心?他还是这样回答,“我非常开心,安心。”他认真地说,“我真的很开心。”

  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觉得很神奇,在他看来,腾讯几位创始人的个性都特别罕见。他们给人的感觉,“个性都非常稳定,似乎很早就形成了。”尽管每个人都很不同——马化腾的敏锐、前瞻,张志东的真实、客观,许晨晔的超脱、睿智,不同个性反而促使他们能从更多角度去看问题。

  而在整个团队中,陈一丹的作用就像是稳定剂——他擅长的是,“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,都综合综合。”在他的语言中,很难发现突转、变化,一切都是顺畅汇聚到一起的。

  郭凯天和陈一丹认识十几年了,他是陈一丹招进来的腾讯第100号员工。那时,他就觉得陈一丹有点少年老成,“当年他长相也是这样,胖瘦也是这样,当年头发就是白的。”即使是现在,陈一丹从腾讯退休6年了,但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。

  他是“超稳定”,郭凯天这样评价。

  这种平衡感和稳定感贯穿到他的方方面面——首先是家庭。他很忙,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,他一个月也要回国一次,陪伴家人。

  日常工作中,他也很少因为什么事发脾气,他情绪起伏不大,不会叫人难堪。如果有人办事不力,他不会直接指出来,而是提醒“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”。他的助理回忆,最生气的时候,“也就是整个面部的线条是往下走的”,显得很愁,但不会发火,“他care(在乎)的人,他不想让他不开心”。

  因此,当他开始全力投身教育时,这种稳定感叫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——脱离了熟悉的赛道,对任何人来讲都意味着一次冒险;但发生在他身上,好像没什么特别。

  一开始,他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给武汉学院——在别人看来,这已是天文数字,但陈一丹明显有更大的想法:当他准备设立教育奖时,他已经想了一两年了。

  格局

  2015年的一天,陈一丹的助理被叫到办公室,说有事想和她商量。助理感觉气氛有些神秘。“他前面铺垫了很久,就是讲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。”她甚至觉得老板有些紧张。她说,陈一丹有一个习惯,如果是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,他就会很自然地交谈,“有时候手舞足蹈的”。如果是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,他就习惯性不看对方的眼睛,自己使劲盯着空气中的一个点。

  她意识到,老板要说的事可能“有些大”。

  “我要办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奖。”陈一丹说。

  这个决定“好像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”。当时,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办武汉学院,“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想办个学校而已。”助理说——直到2016年一丹奖对外宣布,她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——但在之前,她承认自己没有想通:可能因为我觉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终的一个受益方,“对那种倡导性的、影响性的,一下子串不到我脑子里来。”

  助理回忆起那次谈话,她对这个决定的理解是——办一个学校还是太窄了,但设立一个教育奖,可以影响到更多人。

  早在腾讯创业时期,郭凯天就发现了陈一丹性格中的一些特点:比较有“社会情感”。他本科学的是化学,研究生学的是法律。他坚信法治对社会的价值。

  这种情感,最主要的体现就在公司的管理上。现在腾讯的管理文化,是他在的时候创立的——“首先是很自由。强调员工的工作快乐,这都是跟Charles(陈一丹)、跟Pony(马化腾)他们的性格是有关的。”

  郭凯天说:“可能法律是一个太具体的工作,还不能满足他进一步的普世情怀。”这或许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投身教育——教育是对人的塑造,任何时代都不会变。

  翟红新对陈一丹的评价是:格局很大,睿智、有大局观。她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,和陈一丹是10多年的老同事了。她对陈一丹的回忆,能一直追溯到腾讯刚刚成立的时候。那时,碰到用户上门投诉,法律专业出身的陈一丹会拉上一个女同事——理由是,从概率来讲,客户不会对女性发火,大家容易平心静气。

  但当时她只是觉得陈一丹很聪明,直到他从事业的高峰退下,专职做公益、办慈善,她才发现他睿智的一面。翟红新说,“他没有这种特质的话,很难坚持下来,或者把这个事情有步骤地推进下去。”

  设立这个奖的目的,4年前,陈一丹写在本子上——“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。”最初,奖金定在1000万港元,但陈一丹后来坚持,将这个数字乘以3。

  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挑战,即使是用最高的标准来看,这个数字也太大了;教育不能立竿见影。陈一丹非常清楚——他告诉我们:“它很慢,它很慢,它最慢。”事实是,其他的一切变化都很快:陈一丹经历过中国互联网起飞的关键时期,那是信息革命的玫瑰色黎明,它改变了商业、媒体和慈善——人与人之间、各种功能之间,一切都是信息化的。

  从退休开始,甚至更早,陈一丹就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到今天,没有网络化的、没有实质性改变的,只有教育。因为它是复杂体系,“stakeholders,持份者太多了”。他的结论越来越接近那个宏大的目标:教育体系一定会改变,整个信息革命决定了它迟早要变。那么,在这个时刻,他的角色是什么呢?——他曾成功引领中国的互联网公益,使捐赠的效率和热情迅速提升,在全球范围内领先。现在轮到教育。

  他想清楚了,“教育是最重要的,值得这么高的奖金。”

  在陈一丹的计划里,3000万港元:一半奖给个人,一半是项目资金,用于获奖者推进研究。但提高之后,原本计划的10亿港元基金池不够了——和诺贝尔奖一样,陈一丹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,计算发现,如果要保证奖金能够逐年发放,他必须捐出25亿。

  到陈一丹这个位置,金钱只是一个工具,他的注意力早已不在这上面了。对股价的涨跌,他并不介意。助理甚至怀疑,老板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。

  传统

  甚至,陈一丹会因为捐款被人知道而不知所措:大学毕业时,他捐钱给希望小学,觉得做了很自然,因为没人看见。后来,向母校深圳大学捐赠奖学金,他觉得好大压力,“这个压力不是捐钱啊,是捐钱被人知道了怎么办”。

  今年5月,他在一次会议上对外宣布:捐赠股票,价值逾40亿港元——如果不是赶上那时候股票下跌,捐赠的计划金额是按50亿港元打算的。但是,跌了就跌了。事实是,这笔钱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捐赠,只是一直没有公布。原因是,他不知道怎么说。

  他重视荣誉,但不是这一种,而是另一种更大的东西:他将自己设立的教育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;将捐赠给武汉学院的图书馆命名为“陈一丹伉俪图书馆”。“一丹”有一片丹心之意,“陈一丹伉俪”,则纪念他和太太当初在大学图书馆学习和谈恋爱的日子。

  这是一种矛盾的情感。但发生在他身上,就和他退休时的决定一样,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。熟悉他的人觉得,陈一丹受到传统的影响很重。

  传统对他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。一次,他和一位西方学者谈起教育,对方从脑科学的角度出发,谈起0到3岁在成长过程特别重要。陈一丹高兴地接过去,“对啊,中国有句老话,三岁定八十。”

  他仿佛抓到了一只兔子。就像在一个最新的系统中,找到了文化的坐标。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,陈一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。在那些遥远的记忆中,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,那是个没文化的老人,但即使没什么钱,也喜欢帮助别人。她的本性如此,这种朴素的感情能够给人力量,对他的影响很大。

  和他聊天的时候,会不自觉地被他带入传统的世界。构成这个世界的词语,在今天已经显得很陌生了。他喜欢谈儒家和道家,也喜欢谈佛陀的教育。他读原典,书架上摆着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。他也读佛教经典,不仅是《金刚经》,还包括《净土五经一论》《净土三经》。

  谈起自己捐资教育的想法,他把它归结到:“我觉得是有朴素的情怀,但是没有系统去整理。”他说的最多的是随缘——“人就这一辈子,万般带不去啊,只有业随身。”

  这句话太老了——互联网增加了语言的维度,我们被分割在一个个部落。当一个人带着一种非常古典的态度走来,往往显得不合时宜——就像是透过一层层的纱布去观察他——这或许增加了理解的困难。

  评价自己时,他使用的概念也是传统的。最好的状态是超越善恶,平静如水。但他是凡人一个,做不到,“只能儒家比例放大一点,入世,走正道都做一点,有错就改,好事就多做一点。”

  投身教育实际上困难重重,陈一丹回忆起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办学时,心里还是犯憷的:教育是做不完的,好像无底洞一样。但他当时已经想好了,希望有一颗心去探索。

  他把这个朴素的想法告诉妻子。他觉得妻子是他的力量之源。妻子的回答很简单,“你也知道,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是支持的。只要家里孩子跟我有碗饭吃就行。”

  “我当然不能让她只有饭吃啊!”陈一丹说。

  纯粹

  在学者眼中,他大概是最不像商人的一类。很淳朴,很纯粹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这样评价。他见识过一夜暴富的人,大牌企业家也见过不少,“要让我一个学者去说一个企业家很好,坦率地说也是不容易的”,但是,陈一丹是个例外。

  他们见面不多,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。有一次,陈一丹在办武汉学院的过程中,想要征求他的意见,给他打了电话。武汉学院过去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所民办学院。两人见面地点设在深圳的一个茶室。几年以后,吴汉东回忆起那一刻:陈一丹当时看起来有点沮丧,他说,我作为一个企业家非常成功,作为一个慈善家也很有理想。然而,“作为一个教育家,为什么就办不好?”

  吴汉东很少见到一个企业家的这一面。他对教育的理想和情怀,叫他很感动——他觉得他们理想相同,一拍即合。但是,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,百年名校不是一两步就能成的,“有曲折才有前进”。吴汉东说,陈一丹在办学的过程中,有耐心,有决心,甚至叫他感到惊讶。而那次聊天,陈一丹像个小孩,一开始很失落,谈过以后又很释然,很振奋,喜怒哀乐都在脸上。

  “我见到陈一丹的时候,他展示在我眼前的形象是一个慈善家,一个未来的教育家,他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我见得还不多。”吴汉东说,但没有以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陈一丹,就不会有现在的陈一丹。

  “所以他首先是创富,我相信也是艰难的。他代表的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,靠知识创造财富,而不是政策牟取财富,不是靠权力去掠夺财富,这是我的一个判断。”吴汉东评价说,“他和一般企业家不同的地方是,他把后半生放在了公益事业,这两点我非常肯定。当然,不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要投身教育。”

  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吸引了不少人,武汉学院现任校长李忠云退休前是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。当初,陈一丹邀请他加盟武汉学院,他考虑再三,拒绝了。对他来讲,退休意味着功成身退,没必要再冒险。陈一丹不死心,专程到武汉请他再谈谈。设宴的地点选在一家酒店的斯坦福厅。厅里面有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照片。

  他站起来,手指着这些照片,侃侃而谈:现在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比较落后,他相信将来民办教育和民营企业一样,一定有长足的发展。他希望武汉学院将来能够像斯坦福一样。

  李忠云说,他有些感动,搞得不好意思拒绝了。

  为了请一位校长,陈一丹三顾茅庐。他的个性告诉他,要往前看。陷入困难时,他会独自一人唱《渔舟唱晚》——这是一个传统的“药方”。

 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,作为一个亿万富豪,他把自己的退休搞得太过苦涩。事实是,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乐观的东西,他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为“纯粹的情怀”。事实是,他还明白更多的道理:教育只要你投身其中,就会一点一点进步,过程就是最大,“不是说一定要什么结果”。

  偶尔也产生困惑。你到底是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,还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?他问过自己,“我们讨论的结果是,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,只有现实的理想主义者。”

  建立一个权威的国际大奖,和办大学同样面临困难,不是砸钱就能办成的——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,2018年也曾一度陷入丑闻,甚至因此推迟颁发。

  纯粹和权威。这是陈一丹必须要坚持的。最关键的是:建立顾问委员会和独立的评审委员会。

  陈一丹相信机制,他希望把机制建立起来,这需要工作做得非常细。在腾讯创业时期的经验帮了忙,他对细节的把控非常到位。助理觉得,在日程工作中,陈一丹会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节,“当时看着很小,但最后在推进过程中是有决定性的。”

  陈一丹开始去世界各地拜访教育学者。有时在香港,有时在欧美。退休之后,他似乎变得更忙了,这是助理的看法。经常是:他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,中间几乎没有休息。3个助理轮流陪同他参加各种活动,已经感觉疲于奔命,但出现在人前的陈一丹,状态却显得很放松——10月19日,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交流,连续飞了20个小时赶到四川邛崃,没有休息。活动一个挨着一个。

  他的日程被排得很满。苦恼在于不懂得拒绝的艺术。有时候在车里,他会问身边的人,“接下来要去哪儿?”这种强度甚至叫郭凯天感到惊讶,“我对他说,我感觉你比上班的时候还忙。”

  开始筹备一丹奖后,程介明受托成了顾问委员会的召集人,吸引他的也是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:我还是相信一丹先生,他话不多,说出来的也够我们判断了,“而且这笔钱这么大数目,这么多钱,这不是假的啊。”

  为了找到合格的顾问,程介明也开始四处打电话:比如,贾米尔·萨尔米(Jamil Salmi)博士,世界银行负责教育项目的前首席顾问。

  “你现在在哪儿?”程介明问。

  “飞机上。”萨尔米说,他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考察教育项目,这一年就飞了145次。

  谈起一丹奖的顾问和评委,程介明有些骄傲:一丹奖的顾问,是对各国的教育现状和教育项目都有所了解、有所参与的人,由他们来把关;而评委,是那些深耕在教育领域的各国学者。

  开奖

  2017年,第一届一丹奖正式启动,30多个国家的候选人角逐最后的奖项,到了第二届,这一数字就增长为92个国家,候选项目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,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。候选人既有欧美的教育学者,也有人来自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。

  得知自己获奖时,拉里·赫奇斯正在科罗拉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他是西北大学教授——关于他,大卫·菲戈这么介绍:“如果你的论文被100个人引用,那表明你做的不错,如果被500个人引用,那表明你做得很好,如果是1000个人,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树。拉里,噢,他的论文被引用了5000次。”

  那是个大早上,电话突然响了。他有些吃惊,“我一般不会这么早接到电话,而且那天开会时我竟然忘了把手机静音,所以你知道吧,当时我其实有些尴尬。但我拿起电话,发现这通电话来自中国。”

  拉里·赫奇斯说,“我很高兴能获得一丹奖,因为我自己就是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。”他出生在加利福利亚,但不是那个有海滩和蓝天的地方,而是远离海岸的加州中部。每到冬天,农民们烧荒产生的烟雾就会遮蔽天空。

  他的父亲,直到退休都拿着最低工资,母亲则是大学厨房的洗碗工。小时候,他总是从橱窗里看着吵闹的大学生。但母亲会告诉他:“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他们的。”

  另一个获奖者是阿南特·阿格瓦尔,他出生在印度的一个海边小城,当年,还是高中生的他试图报考印度最好的大学——印度理工学院。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龄人能够接受优质教育,“有300个考生参加了第一轮的考试,其中两个人失败了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”第二次,他成功了,这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  他们现在都成为新世界的一员。或许,这也是陈一丹的起点:祖母很重视教育,正因为这样,他父亲才有机会走出乡村,成为一名大学生。而到他这一代,他在深圳的繁荣中长大。

  从入围开始,陈一丹就关注他们的成果,他充满好奇,这就像是一片崭新的大陆。9月19日,今年的一丹奖获奖者公布了:是戈斯瓦米教授和法兹勒爵士,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惊人的成就。谈起这些获奖者,陈一丹对每个人都印象深刻。但他重视的是,这些好的教育最终能不能落地,得到应用。更重要的是,能不能在中国落地。

  每年开奖那一刻,是陈一丹期待的时刻。他在门外,等着那道门打开——有时候要等一天,有时候要一天半。门内是9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家,作为评委,他们专程聚到一起,先是和他简单交谈一下,“今天怎么怎么样。好。谢谢”,然后门一关,一切按照流程,开始陷入紧张的讨论、投票。

  评委们会产生激烈的争论。但不管他们吵成什么样,陈一丹都感到愉快。他有时候在门外踱步,仿佛置身事外。尽管这个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,他是它的设立者,但在评委们打开门之前,他也不知道答案。

  就像是一个人等着孩子出生——“医生打开门,来了。是男孩,六斤八两。”陈一丹说,结果是完整的,有一套清楚的解释:评委们“不仅是抱着孩子给你,还要讲清楚六斤八两:特征,耳垂有一个什么,头发是黑色。”

  这就是他期待的时刻,“每次我在门外是很开心的。”

  张啸柏 金赫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  2019年10月30日 05 版

【编辑:杨维思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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